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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重组一直是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增强市场活力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也一直积极鼓励企业间的并购重组以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我国并购重组市场一直较为活跃，交易数量和规模屡创新高。然而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并购方支付过高的并购溢价，损害并购方价值。针对这一问题，证监会于 2008 年开始实施《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要求当标的资产估值是基于未来预期收益时，如果标的资产未来三年的实际盈利低于承诺利润，交易对方需以现金或股份形式对并购方进行补偿。因此，业绩承诺的政策初衷是防止被并购方操纵资产价格、保护并购方和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但近年来，部分公司与标的方合谋制定高业绩承诺以换取高估值溢价，继而引发财务造假、减持套现、利益输送、股价崩盘等一系列问题，比如曾被称为“游戏第一股”的掌趣科技从 2013 年开始疯狂并购多家公司并签订相应业绩承诺，公司股价随之飙升，华谊兄弟等大股东和管理层趁机大规模减持，累计套现近60亿，导致中小股东利益严重受损，资本市场对业绩承诺的质疑也日益增加。因此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实现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上市公司进行并购交易时，通常会根据自身财务状况、股权结构、融资成本等因素设计并购支付方式。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4 年发布的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决定》 的规定，上市公司收购可采用现金、证券、现金与证券相结合等合法方式支付收购价款。收购方无论采取何种支付方式，都是期望通过优化配置资源、改善经营绩效和增加股东财富。自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的资本市场正不断完善，并购支付方式也逐渐走向多元化。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业绩承诺协议中的支付方式选择和补偿方式选择也可能会滋生并购双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温床。因此，在该背景下，研究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研究结论”为基本思路，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控制权等理论，分析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因素和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影响的作用机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二元逻辑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的研究工作和内容如下： 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梳理了并购、支付方式、业绩承诺等方面已有研究文献，指出已有研究文献的贡献和不足，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 在理论分析和作用机理方面，本文运用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融资优序理论、控制权理论等针对支付方式的影响因素以及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影响的机理进行分析，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在实证研究方面，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二元逻辑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检验了股权集中度、现金持有量和市场估值对支付方式选择的影响，利用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资本结构、股权制衡以及税负协同在支付方式与业绩承诺之间的作用路径，得出本文的实证结论，最后采用更换实证模型方法和主要研究变量的方法进行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 最后给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指出本文的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股票支付方式更有利于实现业绩承诺。通过多元统计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以及现金支付和股权支付下的业绩承诺兑现进行均值差异检验，均发现两种不同支付方式下的业绩承诺兑现效果是显著存在差异的。（2）在理论上解释了支付方式影响业绩承诺的机理。运用信息不对称下的信号理论、资本结构理论、公司控制权以及协同理论,阐述了支付方式影响业绩承诺的机理,业绩承诺的兑现是支付方式、资本结构、公司控制权结构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来源于企业不同的融资方式，差异化的融资方式就会导致企业在并购完成后形成不同的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从而给企业带来财务协同和管理协同效应，同时，由于我国税收制度的改革，对不同的支付方式均能够影响并购参与方的税收变化，能够产生税收协同效应，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的业绩承诺。 （3）在并购支付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运用多元回归统计回归的方法分析方法验证了现金持有量、股权集中度和市场估值是影响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重要因素。其中，股权集中度与支付方式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现金支付；现金持有量与股份支付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即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高，企业越偏好选择现金支付；市场估值与股份支付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企业并购支付方式具有择时效应，当上市公司股价较高时，上市公司会利用股票溢价来减少实际支付的金额。 （4）在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的兑现的研究中，运用逻辑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证实了支付方式能够对业绩承诺直接产生影响外，还发现资本结构、股权制衡和税负在其中发挥了中介的作用，其中相比现金支付，股权支付会引起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的变化，通过风险共担以及股权结构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一直股权制衡带来的寻租成本，从而有利于业绩承诺的兑现。股权支付能够获得递延交纳资本利得税、应计折日和资产增加等税收协同，也助力了业绩承诺的实现。与此同时，发现并购企业自身规模、被并购企业的规模、并购的类型以及是否是关联并购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为企业如何实现业绩承诺提供了参考。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 （1）研究视角的创新。以往关于并购支付方式的研究主要关注支付方式的选择对并购绩效的影响，鲜少考虑业绩承诺这一前提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综合考量当并购双方签订业绩承诺的情况下，企业的并购目标不同于简单追求控制权的转移，增加了对并购长期战略目标的关注，分析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基于业绩承诺视角研究支付方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进一步扩展了并购领域的研究视角。 （2）研究方法的创新。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验证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的影响。支付方式作为并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能否顺利实施并购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的研究大多选择结构方程进行因素检验，本文采用中介效应的三步法进行验证，发现支付方式既有直接效应，同时还验证了资本结构、股权制衡和税收协同的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影响的研究内容。 （3）研究方向和内容的创新。本文采用本文改变现有文献通过设置虚拟变量的方式将股份支付和现金支付截然分开，把并购案例中股份支付对价与并购支付总对价之间的比率作为并购支付变量，并购支付变量设计成连续变量；同时，本文以并购完成后样本公司的资本结构、股权制衡和税负变化衡量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为中介变量，详细分析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影响的作用机制，完善并丰富了并购领域的研究。

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6.2%，而消费场所-购物中心为代表的的商业地产发展却落后于住宅地产的发展，不被房地产商所青睐。本文希望通过对影响购物中心租金收入因素的研究，运用统计回归模型分析，发现购物中心运营效益的重要决定因素。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于8家上市公司的146个项目，对各项目2015年-2019年连续的租金收入进行分析。 现有研究购物中心文献，对于中国购物中心多区域多品牌动态运营绩效的研究文献很少，同时研究数据的取得难度大，还没有发现通过大样本数理统计得出的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研究框架，运用二手数据，采用归纳研究，以“城市商圈的影响力”对购物中心每平米每日租金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回归模型的量化分析，对日租金收入的影响因素城市商圈、城市人均GDP、开业期限、建筑面积、资金成本、出租率等进行分析，对购物中心品牌进行调节变量分析，得出城市商圈对日租金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大城市的核心商圈或新城区核心商圈的购物中心日租金收入将强于同行，同时购物中心品牌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中国住宅房地产投资已经到高点，房地产商未来的发展之路将面临新的选择。不同于住宅，购物中心的持有型特性将会给房地产商带来稳定的收入。通过对城市商圈等影响因子的分析，将对房地产商未来投资运营购物中心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理财方式也多种多样，如股票、债券、基金、黄金等。我国股市是新兴市场，而且正处于转轨改革的特殊时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股票投资者们要想获得超额收益率，最关键的是找出一套与中国股市相适应的投资对策。本文在同时关注股票成长性与价值性基础上，提出了价值成长投资策略。

通过因子实证检验方法，选取通过检验的6个有效估值因子和6个有效成长因子构成价值成长投资策略中的选股指标体系。最后利用我国A股市场上所有股票（创业板除外）从2006年至2018年的历史数据来进行该策略的有效性实证研究，在对构建的三种投资组合的超额收益率进行比较。经实证检验，发现双维度的价值成长投资策略要优于单维度的价值投资策略和成长投资策略，其对预测股票下一期收益率具有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具有很好的股票市场区分度。具体来说，价值投资策略的平均超额收益率为11.22%，成长型投资策略的平均超额收益为6.82%，而价值成长投资策略的平均超额收益远超上述两种投资策略为21.27%。

本文从价值策略和成长策略的角度，尝试验证价值成长投资策略在我国A股市场的适用性。一方面，研究结果丰富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投资策略，拓宽了现有价值成长策略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于广大投资者们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我国股市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由投机渐渐向成熟理性市场转变。

如何提高员工的激励效应是本世纪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处于竞争劣势地位的民营企业来说，激励员工、留住人才尤为重要。论文借鉴国内外对员工激励的一般理论和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从人力资源建设入手，首先总结了员工的基本特征及要求，随后对B网络公司进行实证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方法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研：员工的热情、工作满意度、员工沟通与合作、员工流失及对公司管理的满意度、薪酬满意度、晋升制度、增长机会、工作条件。通过问卷调查对B网络公司职工的激励因素进行梳理和整合，并从问卷统计结果中了解激励需求，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掌握公司员工的实际需求和工作满意度，并审核公司员工激励管理制度，同时分析该公司的激励现状及存在问题。

B网络公司有150名员工接受了调查，实际回收问卷143份，其中有效问卷142份，问卷有效率为94.67%。调查发现，B网络公司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不高，公司的管理理念也相对落后，与员工切身利益相关的薪酬设计存在不科学现象，晋升制度不合理导致成长机会缺乏。当公司的激励政策无法让其对工作满意度、公司的管理、薪资、晋升制度和员工的成长机会等感到满意时，那么如果有外部的跳槽机会或者创业条件，员工的企业忠诚度会下降，员工很有可能在适当时机离开原来的公司，人才流失不可避免。另外即使员工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原来的企业，但是其工作积极性因为付出与回报的不成正比差会导致员工消极怠工，员工的业绩和表现也会下降，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为验证以上假设，论文运用调研问卷和统计分析方法验证股权激励、员工忠诚度与业绩之间的相互关系假设。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进而确定最终问卷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论文检验发现：员工忠诚度对员工绩效有显着的正面影响；股权激励对员工绩效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员工忠诚度对股权激励计划与绩效影响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影响。

通过有效的激励制度激励员工，满足他们的需求，充分发掘、利用和发展员工的创造力和潜力，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从而加强员工的忠诚度和业绩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具有较好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从股权激励机制设计，企业文化，成长激励机制，沟通机制等方面对现行激励政策提出改进建议，进而为B网络公司有效降低员工流失率，增加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员工自己的才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工作潜力，这有助于为该公司未来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本战略支撑，同时也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改善合理的分配制度与构建科学员工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实证案例。

关键词: 民营企业；股权激励；员工忠诚度；员工业绩

特色小镇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方向。以建制镇为例，全国层面已经批复第一批127个、第二批276个共403个国家级特色小镇。国家以及各个省份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特色小镇的发展。总体看来，这些政策均强调特色小镇应该对当地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并对特色小镇的发展给与土地、财政、金融、项目、人才等方面的支持。虽然很多政策都强调特色小镇应该结合所在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发展，但是并没有明确哪些地方具有建立特色小镇的条件，适合建特色小镇；哪些地方不具备建设特色小镇的条件，如果硬要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则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此外，很多省份都给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措施，但是小镇的发展要和周边经济形成联动，基础设施只是小镇成功发展的必要条件。一味的强调基础设施而忽略小镇所处的经济环境，不但不能建好特色小镇，还造成资源浪费。

由于国家的大力推进以及政策的模糊性，很多特色小镇的发展过程中出现概念不清、市场化不足、过分强调硬件设施以及盲目举债的问题。基于上述事实，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影响特色小镇成功发展的具体因素有哪些？本文主要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案例分析中，本文分别列举了成功的特色小镇和失败的特色小镇，详细分析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实证分析中，本文以首批127个特色小镇为样本，以小镇排名为衡量小镇成功度的指标，具体探讨了5A级景区、交通、城市圈、周边经济的差异程度、区域经济收敛度等因素对特色小镇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

首先，交通和景区因素对小镇的影响虽然为正，但是并不显著。虽然排名靠前的特色小镇均享有交通和景区因素，但是当我们考虑了影响小镇发展的其它因素后，这两个指标不再显著。这也说明，小镇建设仅靠好的交通，好的景区这些硬件条件是不够的，需要注意小镇与周边经济的联动因素。其次，小镇与周边经济的联动性对小镇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周边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引力指数）和经济均衡性（泰尔指数）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置信度上显著。即总体经济活动越活跃，越有利于小镇的发展；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越小越有利于小镇的发展。再次，县辖镇和区辖镇的发展具有一定差异，不能用市级指标来判定乡镇的发展状况。例如，城市人口的增加并不一定带动乡镇的发展，还有可能对乡镇产生虹吸效应。一般而言，经济发散的地区，市区会聚集更多的资源，区辖镇的发展更容易成功，而县辖镇则更难发展。最后，小镇类型以及小镇所在区县的财政状况对小镇的影响力并不显著。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给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在推进小镇建设的过程中不应该一味追求硬件设施。其次，对于城市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不应该过多依靠特色小镇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而是应该首先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好城市经济。再次，特色小镇的建设应该因地制宜。对于经济发达、发展均衡的地区（如浙江），区辖镇和县辖镇不会因所属地是区县的差别而表现出显著的发展差异。特色小镇建设可以全方位推广；对于经济发达，发展不均衡的地区（如广东），发展区辖镇比县辖镇更为容易；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无论其经济收敛与否，除非该地区有非常特殊产业或禀赋资源，否则不建议推广特色小镇建设。最后，特色小镇发展应走多样化路线和市场化路线。

关键词: 特色小镇、成功因素、虹吸效应、经济收敛

中国建筑行业经历百年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趋于稳定并缓慢增长阶段，其中多数建筑企业已形成了自己的经营业务圈，经营能力与竞争格局稳固。2015年，我国建筑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整个建筑行业景气程度开始呈现下行趋势。在此背景下，传统建筑企业需要调整发展战略、谋求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并试图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以应对市场下行和产业过剩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一些建筑企业试图通过资本市场上市等途径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但是，结合现有理论文献与实践经验，公司上市后易出现“业绩变脸”现象，主要来源于公司选择市场走高和本身业绩最优时择时上市、为满足上市条件或获取更高估值在上市前会计操纵、管理层与股东代理冲突导致管理层机会主义增加、内部治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这种“业绩变脸”现象不仅不利于企业自身发展与投资者利益保护，同时不利于资本市场的资源有效配置。

本文基于我国建筑行业发展现状与上市公司“业绩变脸”的相关研究文献，立足于我国建筑行业企业公司IPO业绩效应，探究其发生的原因与经济后果。本文使用文献回顾、理论分析、现状研究、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截至目前A股建筑业上市公司全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这些公司在IPO前后的经营业绩指标变化，即检验IPO业绩效应的存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宏观经济运行、资本市场情绪、公司盈余管理、公司产权性质等层面因素，探究建筑行业上市公司IPO业绩效应的来源和主导因素，并对IPO后不同年度区间内的业绩变化进行统计分析，最终证实宏观经济增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资本市场估值与流动性、公司上市前的盈余管理、产权性质对IPO业绩效应均有显著影响。最后，本文以龙元建设为例，通过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实地访谈等方式进行案例研究，进而探究IPO对建筑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具体路径与机制。

本文的研究将对IPO业绩变脸相关文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在实践中，本文结论将对建筑行业企业IPO时应怎样应对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变化、怎样利用金融中介、怎样提升公司的股东与管理层在IPO过程中的主动性提出建议，为建筑企业实现上市转型提出引导性意见。

关键词：建筑业，IPO业绩效应，盈余操纵，经济后果

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会达到45%左右。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以及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物品及服务的需求程度加大，政府单独出资建设公共项目会导致资金不足、经营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国当前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政府性债务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截至2017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16.47万亿元，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76.5%，其中地方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12.9万亿，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控制和转化成为经济新常态下重要特征之一。在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情况下，PPP将替代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融资，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PPP模式成为当前城市建设领域融资的重要选项。

据此，本文基于实证研究方法探讨在债务约束的背景下，在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下，PPP模式的引入，对城市规划中建设用地面积、人口规划规模与容量、建设用地属性等的城市规划变量的影响；与此同时，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是由地方官员，特别是受到作为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压力和激励的影响，讨论市委书记/市长的晋升压力和激励对PPP模式引入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约束下，PPP模式的引入，显著增加城市规划中建设用地面积、人口规划规模与容量、建设用地属性等的城市规划变量；同时，地方政府官员存在利用PPP放大城市建设和规划规模的行为，反映了PPP项目在引入和使用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官员的激励的影响。

摘要

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企业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已经难以应对日益频发的员工职业倦怠、人际间矛盾冲突、频繁跳槽等局面与问题。企业员工工作的价值与意义早已不再是传统的雇佣模式下，通过出卖劳动力或智力从而获得工资以实现“养家糊口”的目的那么单纯与简单，员工也希望通过辛勤的工作，以获得个体的幸福感、荣誉感与认同感等。对于现代企业的管理者而言，员工追求事业的提升、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体现在薪酬、福利待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员工个人的成长以及潜能和竞争力的提升。

随着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与演变，与员工幸福感相关的研究备受关注。对现代企业而言，管理者借助制度设计对员工幸福积极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实现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相趋同，从而更为高效地实现组织的目标。基于此，本文以民营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借助理论分析、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深入地研究我国民营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的构成、可控前因和绩效后果等问题。

本文研究发现：

第一，员工薪酬的提高有助于员工工作幸福感的提升，薪资对基层员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其对高层员工幸福感的影响；

第二，完善的晋升机制对于中层员工而言更能提升其幸福感，完善的晋升机制更有利于中层员工；

第三，公平性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感，而且这种正效应更多体现在基层员工群体之中；

第四，高层员工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高层员工的工作挑战性越高，其自我实现需求获得的满足感则约高，但是对于基层员工和中层员工而言，其效果则恰恰相反，基础员工和高层员工更多地将工作挑战性和压力看作是一种负面的因素；

第五，员工幸福感的确会给企业带来正向的绩效。

本文的研究框架和实证结论不仅可以丰富学术界有关员工工作幸福感的研究，而且为企业管理者进行绩效管理以及员工工作质量的提升提供理论和实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