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重组一直是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增强市场活力的重要力量。我国政府也一直积极鼓励企业间的并购重组以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我国并购重组市场一直较为活跃，交易数量和规模屡创新高。然而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并购方支付过高的并购溢价，损害并购方价值。针对这一问题，证监会于 2008 年开始实施《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要求当标的资产估值是基于未来预期收益时，如果标的资产未来三年的实际盈利低于承诺利润，交易对方需以现金或股份形式对并购方进行补偿。因此，业绩承诺的政策初衷是防止被并购方操纵资产价格、保护并购方和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但近年来，部分公司与标的方合谋制定高业绩承诺以换取高估值溢价，继而引发财务造假、减持套现、利益输送、股价崩盘等一系列问题，比如曾被称为“游戏第一股”的掌趣科技从 2013 年开始疯狂并购多家公司并签订相应业绩承诺，公司股价随之飙升，华谊兄弟等大股东和管理层趁机大规模减持，累计套现近60亿，导致中小股东利益严重受损，资本市场对业绩承诺的质疑也日益增加。因此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实现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上市公司进行并购交易时，通常会根据自身财务状况、股权结构、融资成本等因素设计并购支付方式。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4 年发布的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决定》 的规定，上市公司收购可采用现金、证券、现金与证券相结合等合法方式支付收购价款。收购方无论采取何种支付方式，都是期望通过优化配置资源、改善经营绩效和增加股东财富。自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的资本市场正不断完善，并购支付方式也逐渐走向多元化。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业绩承诺协议中的支付方式选择和补偿方式选择也可能会滋生并购双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温床。因此，在该背景下，研究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2014-2018年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研究结论”为基本思路，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控制权等理论，分析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因素和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影响的作用机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二元逻辑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的研究工作和内容如下： 根据本文的研究主题，梳理了并购、支付方式、业绩承诺等方面已有研究文献，指出已有研究文献的贡献和不足，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 在理论分析和作用机理方面，本文运用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融资优序理论、控制权理论等针对支付方式的影响因素以及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影响的机理进行分析，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在实证研究方面，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二元逻辑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检验了股权集中度、现金持有量和市场估值对支付方式选择的影响，利用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资本结构、股权制衡以及税负协同在支付方式与业绩承诺之间的作用路径，得出本文的实证结论，最后采用更换实证模型方法和主要研究变量的方法进行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 最后给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指出本文的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股票支付方式更有利于实现业绩承诺。通过多元统计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以及现金支付和股权支付下的业绩承诺兑现进行均值差异检验，均发现两种不同支付方式下的业绩承诺兑现效果是显著存在差异的。（2）在理论上解释了支付方式影响业绩承诺的机理。运用信息不对称下的信号理论、资本结构理论、公司控制权以及协同理论,阐述了支付方式影响业绩承诺的机理,业绩承诺的兑现是支付方式、资本结构、公司控制权结构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来源于企业不同的融资方式，差异化的融资方式就会导致企业在并购完成后形成不同的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从而给企业带来财务协同和管理协同效应，同时，由于我国税收制度的改革，对不同的支付方式均能够影响并购参与方的税收变化，能够产生税收协同效应，从而有利于实现企业的业绩承诺。 （3）在并购支付方式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运用多元回归统计回归的方法分析方法验证了现金持有量、股权集中度和市场估值是影响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重要因素。其中，股权集中度与支付方式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现金支付；现金持有量与股份支付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即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高，企业越偏好选择现金支付；市场估值与股份支付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企业并购支付方式具有择时效应，当上市公司股价较高时，上市公司会利用股票溢价来减少实际支付的金额。 （4）在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的兑现的研究中，运用逻辑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证实了支付方式能够对业绩承诺直接产生影响外，还发现资本结构、股权制衡和税负在其中发挥了中介的作用，其中相比现金支付，股权支付会引起股权结构和债务结构的变化，通过风险共担以及股权结构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一直股权制衡带来的寻租成本，从而有利于业绩承诺的兑现。股权支付能够获得递延交纳资本利得税、应计折日和资产增加等税收协同，也助力了业绩承诺的实现。与此同时，发现并购企业自身规模、被并购企业的规模、并购的类型以及是否是关联并购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为企业如何实现业绩承诺提供了参考。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 （1）研究视角的创新。以往关于并购支付方式的研究主要关注支付方式的选择对并购绩效的影响，鲜少考虑业绩承诺这一前提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综合考量当并购双方签订业绩承诺的情况下，企业的并购目标不同于简单追求控制权的转移，增加了对并购长期战略目标的关注，分析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基于业绩承诺视角研究支付方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进一步扩展了并购领域的研究视角。 （2）研究方法的创新。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验证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的影响。支付方式作为并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能否顺利实施并购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的研究大多选择结构方程进行因素检验，本文采用中介效应的三步法进行验证，发现支付方式既有直接效应，同时还验证了资本结构、股权制衡和税收协同的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影响的研究内容。 （3）研究方向和内容的创新。本文采用本文改变现有文献通过设置虚拟变量的方式将股份支付和现金支付截然分开，把并购案例中股份支付对价与并购支付总对价之间的比率作为并购支付变量，并购支付变量设计成连续变量；同时，本文以并购完成后样本公司的资本结构、股权制衡和税负变化衡量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为中介变量，详细分析支付方式对业绩承诺影响的作用机制，完善并丰富了并购领域的研究。

随着市场环境的日趋激烈，并购已经成为了一种扩大自身规模，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方式，近年来我国企业之间的并购活动不断增多，形式也逐渐多样，无论是采用横向或纵向，还是多元化的并购，其最终目的都是通过有效的并购行为推动企业快速发展。但由于并购活动十分复杂，一直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企业进行并购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最自然的回答便是纷繁复杂的并购活动背后企业真实的并购动机是出于企业自身价值提升：从宏观上讲，公司并购是对社会资源在配置，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从微观的公司个体角度讲，建立一个现代企业要求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即经营管理战略机制和公司交易战略机制，而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会促使其经营机制等发生改变。尽管并购这种形式已经被企业家们运用的十分熟练，但由于每个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并购的过程、采用的手段等都有所不同，每一次并购行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于一些较为典型的并购案例其并购经验值得其他的企业进行参考。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模式，首先阐述了并购和品牌价值的概念，并介绍了市场上常见的并购类型以及并购的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通过研究过往案例梳理出品牌价值的影响因素以及并购对品牌认知度的影响。 其次，以美年健康并购慈铭体检为例，介绍了美年健康和慈铭体检的基本情况，梳理了美年健康并购慈铭体检的整个过程，对美年健康并购慈铭体检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并购动因进行分析。 随后，通过财务指标研究法对美年健康并购前后的绩效变化进行分析，主要通过并购前后的市场占有率、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和成长能力四个方面的变化来入手；然后通过分析2014年-2019年美年健康EVA值的变化来分析并购前后美年健康企业价值是否实现增长。接着，通过问卷调查形式来分析消费者对于美年健康的体检业务、体检服务以及并购情况的认知情况，以此来分析消费者眼中美年健康的品牌价值在并购前后的变化。同时通过托宾Q理论来间接评价美年健康并购前后品牌价值变化。 最后，本文对美年健康并购慈铭体检这一案例做出总结。根据研究案例自身情况，分析美年健康并购慈铭体检的成功之处，归纳出其中值得借鉴的地方。有助于为其他中国拟通过并购实现品牌价值飞跃的企业提供参考。

通过引入国有资本提升融资能力、克服制度约束是民营企业提升创新水平的重要举措，在现有研究聚焦于民营企业创新数量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了代表不同创新程度和创新类型的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分析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将如何影响其两种不同的创新行为，以及公司治理、关键人力资本激励以及市场环境等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何种调节效果。本文收集了2008至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利用多期DID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假设验证，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将提升其利用式创新，但降低了探索式创新。其二，高管团队异质性、环境不确定性能够有效缓解国有资本对探索式创新的不利影响，提升企业探索式创新水平，并且不会降低企业的利用式创新。股权激励在提升探索式创新的同时，会降低企业利用式创新。其三，国有资本引入与市场化发展水平具有替代作用，导致市场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在引入国有资本后，更倾向于利用政治关联和资源优势获利，而同时降低企业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其四，国有资本引入后的控制权变化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利用式创新，但对探索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揭示了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对其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探索了国有资本引入背景下，企业提升探索式创新的关键因素，丰富了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互等相关的内容，为相应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同一间中国上市公司的具有相同权利的普通股在中国内地A股市场和香港市场的交易价格会长期有持续的交易价差。本文试图在大陆和香港资本市场通过建立各种交易联通的机制的背景下，结合中国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参与程度提高的事实，通过机构投资者收益归因的12个因子分析来解释为何AH股产生不同价格的奇异现象。相较过往的学术文献，本文优化了研究对象和时间窗口，并且引入了事件分析和针对机构投资者的网上问卷调查。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多元回归分析以及事件分析等不同研究，发现流动性仍然是机构投资者最为关注的决定AH股价差的因素。这一发现似乎与机构投资者的坚持长期持股的传统印象并不吻合，但近年随着指数投资，交易所上市基金(ETF)等对于底层资产流动性要求越发提高的投资产品越来越流行，机构投资者关注流动性，把交易流动性作为投资组合风险管理甚至选股的数量化因子也非常常见。但令人欣慰的是，上市公司本身的经营基本面情况，比如股权回报比率，公司的增长率都对于AH股的价差有显著影响，另外笔者列入多元回归分析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因素，除了股息派发率以外，对于AH股的价差也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也进一步解释了另一个奇异现象：虽然H股长久以来对于对应的A股都是折价交易，但是在任何时段总有某些上市公司的AH股价差小于整体AH股价差，个别公司甚至会发生H股对于A股有所溢价这样的情况。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三年对于中国的许多产业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这些领域和薄弱环节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资来实现复苏和发展。然而，由于公共投资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开发性金融的作用变得异常重要。通过寻找政府和市场的合适边界，并采用良好的组织变革和金融创新来修正两种失灵，开发性金融可以为经济复苏提供重要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本文围绕外国政府贷款在中国运作开发性金融项目这一核心话题展开：首先，本文定义了开发性金融项目的特点，并借助Coase和Hart的相关理论区分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同特征。其次，本文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从组织变革、金融创新两个角度，对EKPAC在中国的外国政府贷款成功经营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找到了背后可持续、可复制的理论模型。最后，本文使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基于手动收集的EKPAC的开发性金融项目数据，探究外国政府贷款对地方产业的投资的影响，并发现外国政府贷款的使用对当地外资企业的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存在挤入效应，即每增加1%的外国政府贷款，会使得当地外企投资水平上升0.7%。这些挤入效应源于当地营商环境的提升，与Hart的合约理论中对合约保护的重视一致。最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外国政府贷款对关键产业的长期影响。 本文所研究的外国政府贷款模式对开发性金融的国际化应用具有广泛的价值。

应收账款（Accounts Receivable）是企业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因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等业务，应向购买单位收取的款项，包括应由购买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负担的税金、代购买方垫付的各种运杂费等。国内的工业制造业，由于产能过剩带来的产需不平衡、市场信誉危机带来的市场不规范以及历史供给关系等诸多问题的影响，形成了以买方市场为主的供需结构关系。企业为了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增大市场占有率，往往会选择以信用赊销为主的结算方式，造成应收账款激增。但是，应收账款的激增在提高企业账面利润、降低存货储备的同时，也无形中减少了企业的现金流量，造成企业真实盈利能力下降、偿还债务能力减弱、资金周转效率降低，加大企业经营风险。所以，如何有效管理应收账款，从而增加企业竞争力是每个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应收账款的管理不仅要在形成应收账款之后加大催收力度，形成多种多样、真实有效的回款方式，同时也要在合同签订、执行过程中加强风险管理力度。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分析卧龙公司应收账款的成因与管理可以发现，赊销形成的应收账款占据极高比例，卧龙公司对于赊销管理缺乏有效的组织结构与保障体系，本研究从销售合同、客户特征属性、客户财务数据角度出发，研究合同条款、客户特征属性、客户财务数据与应收账款是否逾期的关系。研究发现，应收账款逾期的客户，每年的逾期原因都不一样，但是影响逾期的显性因素是很少的，这与电机行业作为传统制造业，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相关，行业形势每年都面临较大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影响逾期的因素相对少意味着其实还是有办法找到主要原因的，只要可以提前预判出主要因素，并有针对性的采取预防措施，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应收账款逾期的问题。从整体的逾期与否预测的逻辑回归模型看，无论使用单变量筛选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还是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类正确率都可以达到70%以上，使用本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变量，在历史数据中，模拟预测过程的效果很好，为解决应收账款逾期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辅助工具，而且，层次分析法充分采纳了团队管理公司多年的经验，变量最后控制在15个以内，能实现与50多个变量类似的效果，甚至更佳，降价了模型维护的经济成本、实际使用的难度，也客观上给带领团队进行尝试提供了信心。本文研究成果可以辅助卧龙集团管理应收账款，为控制风险提供指导，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政府引导基金自诞生至今，始终处于管理模式的摸索状态。本文试图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不同利益方（政府、社会出资人以及管理人）之间的博弈关系以及其对引导基金投资效果的影响。政府引导基金的注册数量和规模在过去十几年中得到了快速显著的发展。从引导基金设立的政府行政层级来看，地县级政府设立基金是引导基金出资中的绝对主力。本文拟深入研究地县级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尝试探索其治理结构与投资效果。 目前，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仍然处于摸索阶段，论文试图对引导基金若干个指标做出客观比较，分析政府参与度对资金投资效果的影响，希望对未来引导基金的设立模式选择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为实现较好的研究效果，论文选择了某经济发达的地级市的样本进行了研究，该市的政府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市本级以及区县级均有较多的政府引导私募股权基金，该市范围政府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可研究价值相对较高。在样本选择方面，论文将采样某市及所辖区县政府直接出资基金十六只，针对其参与设立的直投基金以及直接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同时，论文还总正反两个方面选择了两个经典案例进行详细剖析。 论文发现，市场化运作程度越低，引导基金所期望实现的目标效果相对不理想，投资效果越差。政府在决策中所占比重越高，形成的投资决策对于项目成长性判断的准确度越差，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贡献越低。然而，纯粹的商业运作，无法实现引导基金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对不同的资金诉求导致的投资要求在不同的决策层级实现，通过政府或其代表出资方对管理方以协议约束的方式保证其投资行为而不再进行对单个项目进行价值判断，是有效实现引导诉求和专业判断兼顾的引导基金管理模式。 论文建议，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政府引导基金应该积极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在现有可选择的模式中，政府引导基金以LP身份且获取咨询委角色，从外部监察约束角度对基金进行投资引导的模式为最佳选择。

资本市场开放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完善的重要举措，本研究探讨了中国沪深港通制度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支出，以及在高管持股、境内机构持股、契约环境和行业竞争程度的不同水平下，沪深港通制度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效果的差异。基于DID双重差分模型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研究验证了沪深港通制度的实施能有效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并且在控制企业资产规模和收入规模后，该正向影响依然显著。另外，对于高管持股比例较高、境内机构持股比例较低、契约环境水平较高和行业竞争程度较弱的企业，其研发支出受沪深港通制度的提升激励作用更强。因为高管持股比例高，企业内部管理者能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创新意愿将更强。契约环境水平越高意味着创新资源越充足，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越有效，也会激发企业的创新行为。行业竞争程度较弱的企业，沪深港通制度的引入能激励企业打造长期竞争优势，缓解由缺乏外部竞争而导致的创新动力不足。另外，本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由调节变量交互产生的双重调节效应。发现高管持股水平与契约环境水平正向调节沪深港通的积极作用，而与市场竞争程度负向调节。高管持股水平与境内金融机构持股、契约环境水平与行业竞争程度均正向调节沪深港通的积极作用。最重要的是，契约环境是其中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良好的契约环境水平有助于强化股权激励、金融机构持股以及市场竞争的作用。 总体来看，沪深港通制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境外投资者，提高了监督作用的同时扩散了鼓励创新的经营理念，能有效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创新认知和意愿不足的问题，从而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本研究验证了沪深港通制度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正向影响，并且分析了多种内外部情境因素下该影响的差异性。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微观行为影响与机制，一定程度拓展了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等研究的理论边界。

人口的老龄化不仅对养老事业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对养老服务产业人才的培养提出要求。但是青年学生选择涉老服务专业的意愿却非常低。因此，为了探究职业学院如何增强涉老服务专业吸引力这一问题，本文以学生为主体视角，利用相关理论，对于影响青年学生选择涉老服务专业的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并结合深度访谈和调查法，提出并建构了相关的理论模型。首先，通过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结合对现有的文献的分析，本文提出了影响青年学生选择职业院校涉老服务专业的各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未来风险感知、家庭经济资本、社会信息评价、校企合作水平、专业课程建设水平、学生激励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水平。之后，本文通过调查法，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构建了本文的研究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检查。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人未来风险感知对学生专业认同度产生负面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对学生专业认同度产生负面影响；社会信息评价对学生专业认同度产生正面影响；校企合作水平对学生专业认同度产生正面影；专业课程建设水平对学生专业认同度产生正面影响；学生激励水平对学生专业认同度产生正面影响；师资队伍建设水平对学生专业认同度产生正面影响；学生专业认同度对学生专业选择意愿产生正面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选取了个人未来风险感知、家庭经济资本、社会信息评价、校企合作水平、专业课程建设水平、学生激励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等因素对于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涉老服务专业的现有吸引力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并从这些视角进一步了对如何提升招生吸引力问题进行探讨，为提高涉老服务专业对于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得出了相关管理建议。

随着商品房住宅市场调控政策大幅收紧，商办类公寓市场成为住房自住需求和投资需求共同关注对象，这有力地促进了商办类公寓市场发展。然而在公寓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表现有：商办类公寓价格影响因素不明确使得公寓定价和高溢价产品开发方面缺乏科学决策依据；政府政策不稳定，公寓市场发展前景不明确，地方政府表现的态度各不相同，支持的地方政府允许个人购买公寓并享受学区资格，不支持的地方政府要求公寓只能售给单位。这些表现反映出商办类公寓市场发展过程中调控政策和运营策略亟待完善。本文以商办类公寓为研究对象，从宏观视角对商办类公寓价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及从微观视角对商办类公寓需求群体分析，从而为商办类公寓市场调控政策和公寓产品开发商运营策略建言献策。本文首先对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客户群体分类分析和政府出台的商办类公寓政策进行了文献综述；其次对商办类公寓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梳理有关理论知识从而为后续分析奠定理论与方法基础；然后以无锡地区为例，从政策、运营和需求三个维度确定影响商办类公寓产品销售价格因素，构建商办类公寓价格回归模型并进行调整与分析，使用时序数据分析了无锡主要调控政策对于价格增长率的影响；进一步聚焦商办类购房群体，以无锡市某商办类公寓项目购房群体为样本运用二元Logit回归分析对该群体进行不同角度的分析；最后，针对商办类公寓市场现行调控政策进行反思并给出政策建议，针对采用“集中收购-整合-销售-租赁”模式的公寓产品开发商给出运营策略建议。 本研究成果能够为公寓开发商在收购商办类资产、目标客户营销方面提供指导意见。这有助于提高公寓运营商盈利能力、降低重资产投资风险，促进公寓市场的长足发展；能够指明公寓购房需求群体特点，该如何区分对待，从而为政府决策者出台更合理、灵活的公寓市场规范化政策提供参考建议，而不是通过简单“一刀切”式的行政手段去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