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绩效管理领域，国内企业目前大多仅适用客观评价指标，而往往忽略了更有弹性的主管评价等主观评价指标。但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绩效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平衡计分卡（BSC）为代表的新型绩效管理体系管理范围更加广泛，除了客观业绩之外，还将很多主观指标也纳入绩效评价系统内，并且得到了诸多跨国公司的引用。为了探究以主管评价为代表的主观指标与客观业绩之间的关系，本文以R公司为例，基于其内部的实际数据，分析了员工业绩与主管评价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员工历史客观业绩与主管评价呈正相关关系，且相较于员工长期客观业绩，这种关系在员工短期业绩中更加明显。基于此，研究还发现，主管历史评价与员工后期的客观业绩也呈正相关关系，且相较于前期主管评价，这种关系在当期主管评价中更加明显。除此之外，本文还发现主管和员工的性别差别和学历差别会同时减弱上述员工业绩与主管评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综上，本文研究结果为企业设计和制定绩效考核标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进行绩效体系的构建。

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动力减弱，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全球贸易环境趋紧，局部金融风险增大，地缘热点地区的博弈依旧激烈。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复苏遭遇阻力。黄金作为一种古老的货币，其不仅拥有商品属性，还兼具有货币属性和金融属性，其避险功能和保值效果能有效分散家庭资产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本文利用23个全球主要黄金市场国家的面板数据，从黄金资产配置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避险动机、金融市场不确定性、文化差异等角度分析家庭黄金商品配置（黄金饰品）和家庭黄金投资品配置（黄金条块）的影响因素。其次针对中国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展开问卷调查，主要关注高净值人群风险偏好、金融素养等因素在家庭资产中配置黄金的影响。 本文发现的主要结论是：（1）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家庭黄金资产配置比例越低，即居民整体收入越高，居民黄金资产配置越低；（2）十年期国债名义年化收益率、国家主要股票指数收益率对家庭黄金资产配置比例不具有显著影响，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国家，家庭居民会选择消费更多黄金饰品而非购买黄金投资品来提升黄金资产的配置比例；（3）全球金融市场风险较高时，家庭通过购买黄金投资品来配置黄金资产的比例显著提升，即各国居民面对全球金融市场风险时，会选择配置黄金资产来规避风险；（4）受到东亚文化辐射越深入的国家，家庭黄金投资品的配置比例和家庭黄金饰品的配置比例越高；（5）高净值人群风险偏好水平的提升，家庭资产配置黄金的可能性偏高，但是高净值人群黄金配置比例与风险偏好水平无显著相关性；（6）高净值人群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家庭资产配置黄金的可能性偏高，但是高净值人群黄金配置比例与金融素养水平无显著相关性。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艺术类生源肩负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历史使命。“艺考热”持续多年不衰，但艺术类生源的就业率近年却持续走低，学艺期望与就业失望的矛盾突出。本论文以影响音乐类硕士研究生就业的相关自变量和因变量因素为出发点，通过文献梳理、数据分析、比较研究、问卷调查与口述访谈等研究方法，对 300 余名音乐类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及相关因素，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收集、建模和实证分析，研究了“激情” 这一关键因素对音乐类硕士研究生就业的影响。 本论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国家艺术教育政策的改进与完善；对艺术类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对艺术类人才自身质量的提升等，提出一系列具有数据支撑的意见和建议。

最新的并购浪潮呈现两大特征：PE机构成为重要角色；连续并购成为普遍形态。本文认为连续并购区分单次并购的关键区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战略驱动连续并购、并购后开展建设、管理者学习效应。诸多文献发现：连续并购者的并购绩效高于那些并购次数较少者或单次并购者，关键变量就是“管理者学习效应”。连续并购本质上是一个企业的战略学习旅程，从上一次并购中学习，让下一次并购变得更好，让并购做到“一次比一次好”。连续并购绩效的传导逻辑很简单：开展并购“实践”，对上一次并购进行“学习”，进而提升并购“能力”，从而提升下一次并购“绩效”。理想中的连续并购就是一个启动并购实践、开展并购学习、提升并购能力、改进并购绩效四个要素持续正循环的战略学习圈。 管理者学习效应非常复杂，一些研究集中在如何“让学习发生”，并没有更进一步思考如何“让学习加速”。尽管“感同身受”的学习效果可能很高，但是摸索中学习的进程注定是缓慢的。 基于这个本质思考，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连续并购中的管理者学习效应，聚焦进一步思考如何“让学习加速”。在本文，我给出的建议是邀请PE机构参与到连续并购中，具体形式有以下三种：让PE机构成为公司重要股东；遇到“非相似”并购，联合PE机构一起开展并购；和PE机构一起成立并购基金，双方一起参与整个连续并购过程。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区分和总结了让学习发生和让学习加速的诸多实践方法；（2）对最近全球并购浪潮的两大特征：PE机构和连续并购进行了关联分析，总结了PE机构在连续并购中的四种模式角色；（3）辩证审视了诸多研究文献中关于 “连续并购间隔时间”这一关键变量。 本文研究发现：和PE成立并购基金更能改善连续并购绩效；PE持股可以加速连续并购中的管理者学习效应，其表现是不影响并购绩效的前提下缩短并购间隔时间，让连续并购变得“又好又快”。

金融机构对企业风险控制的重点是基于企业的赢利、负债、担保、现金流等财务指标来判断企业的风险状况，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利益驱动，从而使得资本市场上频频出现如康得新、康美药业和獐子岛等等财务造假事件，可见企业的财务数据不一定真实。而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抵质押资产融资数据相对真实。基于此，本文试图攫取企业不易粉饰的抵质押融资率相关数据来破解在融资方财务数据信息可能失真的情况下如何控制信用风险这一难题。首先本文通过对当前企业违约情况的简述与对过往文献的回顾，提出从数据不易粉饰的抵质押融资率入手，来判别企业的信用风险。其次，通过显著性检验、因子分析法确定对本文研究有显著影响的财务指标。再次，运用Logistics模型分别构建抵质押模型、财务模型和综合模型，并对三大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得出结论，并就如何控制信用风险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 本文以2018-2020年债券市场民营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其中2018年为训练样本、2019年和2020年为测试样本，研究显示：抵质押融资率、地区经济与违约率负相关；企业违约与否与企业的行业、规模、成立年限的分布不相关；违约企业在企业抵质押融资率上具有阶段性特征，企业抵质押贷款占带息债务比例大于65%或抵质押贷款占带息债务比例变动的绝对值大于35%时，企业违约概率低，但抵质押贷款占带息债务比例和抵质押贷款占带息债务比例变动分别分布在[0,65%]和[-35%,35%]时，企业抵质押融资率的连续性变化与企业违约与否不相关；在有效风控的情境下，抵质押模型准确度高于财务模型，且其超前预警性也优于财务模型；抵质押模型在引入财务指标后，得到的综合模型在检验结果、有效风控和超前预警性上均优于抵质押模型和财务模型，表明财务指标在可能存在粉饰的情况下，还是能够一定程度反映企业违约风险，对抵质押模型有辅助改进作用。

创新型企业在上市前很难从公开市场获得宝贵的资金支持，往往会通过股权融资来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为了探究创新型企业上市前如何选择股权融资，本文从创新型企业股权融资的行为选择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分别探究创新型企业股权融资的股权分配和资金性质选择。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上市前股权融资的股权份额越大，参与股权投资的机构数量越多，各家投资机构获取股权份额的离散度越大，该轮融资领投机构获得股权份额越小，这与委托-代理理论一致，与信息不对称理论不一致。（2）在上市前股权融资时，相比于国有成分比例较低的企业，国有成分比例较高的企业会选择更高比例的产业投资资金，这有力地支持了融资约束假说，与信息不对称矛盾。

随着科创板、注册制出台，企业间的竞争逐步从资源型竞争转向科技和技术的竞争，大量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技术的人才涌入社会，给科技发展、技术创新在政策、市场和人才层面提供了支撑、机遇和源动力，科技型创新企业大量涌现，形成趋势性上升行业。科技型创业企业多冠以“规模小、技术密集、高成长、高风险”的标签，在融资过程中困难重重，这些特点与风险投资（VC）“高风险、高回报”的特质不谋而合，VC机构还能给被投企业提供人才、信息、商业模式、政策法律咨询等增值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引入VC走上市路径成为诸多科技型创业企业最优选择。 近些年VC行业在我国得到迅猛发展，IVC和CVC已成了助推我国科技型创业企业发展的主力军。由于IVC和CVC的组织架构、投资期限、资金来源、投资目标、投资经验、管理层薪资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不同的投资模式势必会对被投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不同影响，本文基于总资产单位产出和投入为经济学逻辑，针对相关变量提出假设。 本文对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2013年以前上市的七个高新技术行业（5G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软件服务、生物制药、新材料、医疗器械）共123家，以上市为起点的6年企业数据为基础。以IVC和CVC为自变量，以上市司龄、企业规模、行业控制、分红占净利润比为控制变量，以V/A、E/A、K/A和E/R为因变量，对IVC和CVC投入的科技型创业企业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验证IVC和CVC对被投企业的市场维度（V/A）、财务维度（E/A、E/R）、创新维度（K/A）的影响。试图从企业的角度出发，理清企业与VC的关系，为二级市场投资者提供一个投资决策视角。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一部分人群快速积累了大量财富，迫切需要专业机构对其财富进行有效管理，激发了中国私人银行市场的蓬勃发展。本文利用M银行全部私人银行网点的客户资产配置数据，以省级行政单位为划分，从核心公共资源供给角度出发，探究地区公共资源财政支出对私人银行客户数量增长和资产配置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在人均公共安全财政支出较高、人均公共教育财政支出较低的地区，即公共安全资源相对匮乏、公共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私人银行客户规模增速较快；（2）在人均公共安全财政支出较高，即公共安全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高净值人群会积极配置流动性良好的银行存款类产品和保险类产品，同时会减少配置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类产品和基金类产品；（3）在人均公共医疗卫生财政支出较高，即公共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高净值人群会积极配置银行存款类产品，同时减少保险类产品和理财类产品的配置比例；（4）在人均公共教育财政支出较高，即公共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高净值人群会积极配置银行保险类产品和理财类产品，同时减少存款类产品的配置比例。

企业并购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手段，在世界经济主体的活动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相较于企业内部积累式的扩张，并购是企业快速扩大规模、或者进入新领域的非常好的途径。近年来，中国上市医药企业的并购层不出穷，然而，并购是否在恰当的时机进行，同时又是否达成预期的目标，对于多数主并购企业及其经营者而言，未有定论。上市药企拥有大量二级市场投资者股东，针对A股上市医药企业的并购行为进行评价，最直接及有效的方式是对并购事件引发的市场反应进行检验，市场反应是投资者针对事件评价的表现。

本文在西方系统化的并购理论基础上，试图通过引入行业及企业层面的相关变量对近几年（2013年至2018年）A股医药并购事件的短期效绩水平进行评价。通过逐层递进的方式，对“在A股医药行业波动及其收益影响下，医药企业并购决策对市场投资者反应（公告期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本文首先通过对文献综述、企业并购及市场反应理论、企业并购绩效及其市场投资者反应影响因素等做了系统的概念及理论的阐述和总结。

其次，分别通过事件研究法、多元回归分析法对379家企业共428起并购事件进行不同层面（行业层面：市场波动及收益；企业层面：企业规模、负债率、并购规模、企业盈利能力、企业性质、并购前12个月是否存在并购）影响因素条件下，不同并购决策的市场投资者反应实证研究。并对企业并购的相关内外部控制变量和并购市场投资者反应（绩效）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为医药并购决策者以及投资人提供参考。

关键词: 企业并购；并购绩效；行业波动；市场投资者反应

2012年起，南京市委市政府主导实施以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倒逼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出台政策条例推进原低效的纯工业用地向科研用地楼宇建设改变，拉开了南京科研用地性质的科研办公楼宇的发展序幕，后续更是直接审批科研用地项目发展总部经济或各类园区，用以促进鼓励相应产业的发展，这使得该类土地性质的楼宇有了进一步加速发展。如今全市的科研用地上已建成超过5000万平方的办公楼宇，客观来看，政策使得某些区域的城市化建设感观有了快速提升，对于政府鼓励的产业载体提供有快速提升，对于政府的城市更新和产业主导能力有极为明显的作用。这同时也形成了很多问题，如对于传统商办市场的影响，整体作为办公为使用功能的楼宇的市场格局的变化，总体供求关系的影响等。同时大体量的科研用地项目本身在交易环节面临交易价格低、销售速度慢、按揭贷款困难、产权证办理困难等诸多困境，在租赁环节面临去化周期长，租赁价格竞争激烈等问题。

通过对市场的观察，能够明显看出在同样办公的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科研用地交易价格远低于纯办公土地性质的办公用房，而且不同的科研用地的房产价格也有较为明显差异(即使在地段、硬件相似的前提下)。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于科研用地的诸多限制，即和纯粹的商办性质的楼宇相比，政府对于科研用地的楼宇规定了更多的限制条件，从产权的角度而言即产权的不完全因素。本研究通过南京科研用地楼宇产权不完全的现状这一现象，从产权的限制性因素出发，研究整体的产权不完全性对于交易价格的影响，进而拆分各个限制因素（不完全因素）对交易价格产生影响。

为研究调研科研楼宇市场的政策现状交易情况现状、政策中的哪些限制因素会对楼宇的交易价格产生影响、限制因素影响价格背后的传导机制如何等问题，研究者全面收集了政府出台的科研用地相关政策，深度访谈了6个科研项目开发者，并问卷调查了63组科研性质物业的购房客户，并以地段和硬件的可比性作为选择原则精选了五组纯办公土地性质的项目和不同限制条件的科研办公项目进行对比研究，对1023套科研办公、正常办公楼宇的实际成交价格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

通过政策规定、土地出让合同、开发者访谈确定限制性因素，即不完全产权的因素；通过消费者购买认知，确定个因素在购买决策中的影响程度；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1023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来探究不同因素对交易价格的影响。

研究发现：是否是科研用地、面积是否可以切分销售对交易价格有显著性的影响。可切分销售面积越小，交易价格越高。金融性和确权的不确定性也能够对价格产生强影响，购买主体限制对价格有弱影响，而交易比例限制和现售限制对价格无显著影响。对于限制因素影响价格背后的理论机制，研究发现科研用地政策中的限制因素首先影响市场流通中的有效需求，供需关系决定价格。

研究应用：1、科研用地政策激励作用是否兑现？从城市更新的角度来讲的的确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从产业引导来讲为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持有型研发办公的载体，或有补贴的低租金的办公空间；但对于部分科技型企业在没有考虑清楚的前提下，被动的投入了地产项目开发，消耗了资金和精力，未实现激励的初衷反而是适得其反。2、政府调控策略：可以通过间接控制自变量中的因素来实现，如面积可切分的大小、金融性和确权不确定性的改变可以有效调节项目的有效需求。3、开发者需对自己选定的项目的产权的不完全程度即限制条件有明确的结论对应关系的认知；购买者对于项目的不完全性进行适当的研究，以防出现和自身需求的错配关系。4、使用功能为办公的前提下，与纯办公相似的租金价格而更低的交易价格所带来的高回报率。回报率高为使用REITs金融工具解决问题提供了基础，而REITs的定价逻辑也一定会以使用价值实现拉动交易价值提升。这对于有大宗资产经营的持有者来说也许蕴含着巨大的机会。

关键词: 科研用地 不完全产权 市场流通 交易价格